直到当代，中国各地仍普遍在端午节吃粽子、赛龙舟，也有不少人家在房门悬挂菖蒲、艾草。

其他的传统端午习俗，如佩戴香包、喝雄黄酒等，虽然不像吃粽子风行全国，但也未随着时代变化而变得罕见。

中国人为什么要过端午节，这些传统民俗又是怎样流传下来的？真像大部分民俗书籍解释的那样，是起源于楚国人民纪念屈原吗？

多个节日汇成了端午

根据流行的解释，不但端午节是纪念屈原，而且粽子和龙舟的民俗，也都与人民同情屈原、自发保存他的遗体有关：粽子要投入水中，喂饱鱼虾，避免它们因饥饿食用屈原；龙舟则起源于民众自发驾船寻找屈大夫的遗体，久而久之演变成比赛。

然而，这套解释没有照顾到粽子、龙舟之外那些习俗，如挂菖蒲、香包、药酒等。

事实上，端午本来就不止是“一个”节日。

在古代社会，端午的时段极其特别，是“日叶正阳，时当中夏”的夏至节，节后一段时间是否风调雨顺，关系到全年的农业收成。

在以农为本的时代，理所当然为此举行大规模的祭典。

因此，端午粽子与其说是特制鱼食，更有可能是遗留自上古时代祭祀夏至的用品。至少可以确定，直到南北朝时期，粽子还主要是夏至的习俗，如南梁时代的《荆楚岁时记》就有明确记载：“夏至节日食粽。”

在古代中国，端午也远不是人们欢庆喜乐的节日。在人们心中，五月长期都带有不祥的色彩。

这可能是因为，每当仲夏到来，洪水和瘟疫的季节也随之开端。《礼记.月令》对此即有解释，认为夏至是阳气的顶点，同时也是阴气发展的起点，阴阳相争，正是万物死生之界，所以在这个月万事都要注重“戒”。

五月不吉利，五月五的端午更是凶上加凶。东汉末年的《风俗通》即提到，五月五日出生的孩子，“男害父，女害母。”

这种迷信深受古人重视，如《史记》记载，孟尝君就因为出生于五月初五，被父亲田婴下令遗弃。母亲私下养大孟尝君后，田婴仍在父子相见时，当着儿子的面怒斥其母，为什么没有扔掉这个不祥的孩子。

因此，很多端午习俗都和这种不祥的传说有关：在不知有病原体存在的古代，人们认为毒虫、邪气是瘟疫发生的原因，在夏至时节悬挂菖蒲艾草、佩戴香包、喝雄黄酒，都是对抗疫病的具体方法。

舟在古代也并非娱乐活动，而具有“送瘟”的巫术功能，目标是把瘟病快些送走，虽然表面上也可保持体育比赛的形式。如宋代《岳阳风土记》载：“其实竞渡也，而以为攘灾。”

不过，民俗学大家江绍原考证发现，直到明清，各地志书中记录的龙舟典礼也主要是为了“攘灾”，“只备纸制或茅制的船，行仪式之后，即焚之或泛之。”

淹死后，你就成了神

端午不止一个源头，承载端午功能的神祇也自然不止一个。

各地都有更贴近本地现实的神，如山西就曾流行在端午纪念介子推，《太平御览》引《琴操》道：“文公令民五月五日不得发火。”

这种纪念法显然不太准确，介子推一般是寒食节的纪念对象，改在端午纪念，可能是为了给《礼记》里说的五月“毋用火南方”，找一个百姓能理解的解释。再加上山西瘟疫和水患不多，也就将错就错了。

在多民族杂居的地方，不同的族群还可能选择不同的端午神祇。

明清时，在湖南溆浦等地，就存在大小两个端午节，初五为小端午，十五为大端午，后者纪念东汉伏波将军马援，因为他顶着军中瘟疫盛行的困难，征服了苗蛮，送瘟功能显著。

此人事迹如此，被他镇压过的苗族人肯定不好纪念他，于是他们便针锋相对地创造了自己的纪念对象，即抵抗汉朝的女侠“仙姑”，虽然输给了马援，但汉军是趁人过端午搞突袭赢的，形象不如失败一方光彩。

至于缺乏送瘟能力的屈原，之所以能名列端午诸神，是因为端午除了祈祷丰收和防疫抗病外，还有一项重大的任务：避免洪水。

这项艰巨的任务，最好由与水有关的神祇负责完成，像屈原这样死在水里的著名历史人物，就是这类神祇的最佳候选人。

像伍子胥这样相传被吴王赐死、投于江中的历史人物，自然会在端午为人纪念。东汉孝女曹娥的父亲在端午驾船迎伍子胥时不幸溺亡，曹娥为此投江而死，结果也在隋唐时的江南一带被扶上端午神坛。

可想而知，这些人的封神并非因为形象正面，而是他们淹死在水里，有必要抚慰其怨念，消除由此带来的水患。

晋人《太平广记》收录当时著作《拾遗录》，说江汉之间有人纪念周昭王，这位周天子并没有什么可歌可泣的事迹，但他与两名贡女一起淹死在了江里，纪念他的祠堂修好后，“后十年，人每见二女拥王泛舟，戏于水际。”于是，有人以香草包裹时鲜甘果，给他投入水中，“乃蛟龙不侵”。

投粽子祭奠屈原的说法，或许便来源于此。

屈原的最终胜利

进入中古后，端午逐渐确立为一个重要节日。从唐朝起，官方开始为端午设定一天假期。

朝廷可以为端午放假，自然也可以校正端午的象征意义。

最先被政府开除端午纪念资格的是伍子胥。唐人欧阳询编撰的《艺文类聚》与徐坚等人编撰的《初学记》，在收录《荆楚岁时记》的龙舟竞渡内容时，有意无意地删削了祭祀伍子胥的成分。

这可能是因为，这两本类书是官定的典故资料索引集，要进呈御览。而伍子胥作为一个历史英雄，实在无法受到君主的欢迎：他为给父兄报仇，不惜逃到别国做带路党，攻陷自己母国；君王冤杀他时，他竟然还留下“悬首都门以观国灭”的凶悍遗言，而且奏效了。

一辈子咒死了两个国家，恐怕没有哪一个皇帝，会愿意让法定重大节日与这样一个凶神联系起来。

屈原被封为端午水神，大约是在东汉末年，时间上较伍子胥晚。但相比伍子胥，他有得天独厚的优势：他是文人，以忠见斥，悲愤了就写写诗歌，悲愤到极点了就自杀，性情柔弱，还爱以香草自比。

屈原不但易受政府欢迎，其个人特色也非常适合附会端午民俗——不但与水相关的都可以说是纪念屈原，与香草相关的也均能套到屈大夫头上。

不过，屈原垄断端午的道路上也不是毫无竞争。

宋朝提倡道教，连带端午习俗也被附会到张天师，房门悬挂的艾草被称作“天师艾”，张贴的五色装饰被称作“天师符”。北宋《岁时杂记》记载，还有人贩卖张天师画像，供人端午贴在门户之上；到南宋时，这种习俗发展成以菖蒲或通草雕刻的“天师驭虎像”。

但道教只能兴盛一时，屈原的品格却能长盛不衰，在有皇帝的时代，国家需要表彰他的忠君；皇帝没了，政府也需要表彰他的爱国。

把端午民俗打包给屈原的政府行动，直到20世纪也仍在持续，国民党治下的台湾，屏东县九如乡的走标活动，本来起源自原住民平埔族的赛跑仪式，也被诠释为“模仿古人争相走告以抢救屈原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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